澳门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，可以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有人说澳门和香港差不多，这实在是一种不小的误传。
季羡林先生说：“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突破口”，这是很对的。澳门是西方人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个据点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，其历史比香港长二三倍。由于澳门主权很长时间内（前300年）仍属于中国，这就使澳门文化同洋化的香港有所不同，关于这个特点，英国诗人奥登在他的一本中国游记诗《战争时期》中有很好的描写，他觉得香港有“异国味”，而澳门则创造了一个中西交融的文化，“欧洲来的野草”已在中国“扎下了根”，并已“归化”了中国：天主教欧洲来的一株野草／在黄泥山丘和大海之间扎根／欢乐的石块安顿了舶来之果／葡萄牙和中国奇特的结合。他还描述澳门的教堂与赌场并立，“艳俗的偶像”有圣徒和救世主，保佑赌徒们死后可得财富，抓住了澳门的特色。一般人往往只看到澳门是个赌城———“东方的蒙地卡罗”，但澳门更重要的则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“突破口”，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入西方的重要桥梁。
葡萄牙是大西洋边的一个小国，国内发展余地小，要发展就要向外扩张。他们的航海技术很先进，达·伽马等航海家们和葡萄牙商人，先到非洲，再到印度果阿、马六甲，1553年葡人采取贿赂和哄骗的办法，以“借地晾晒贡物”为籍口，取得了在澳门的立足之地。其后更使澳门成了葡萄牙的租借地。
葡国商人在中西物质文化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，他们把中国的茶叶、瓷器、丝绸等货物运往欧洲，往往得到几十倍的利润，所以规模愈来愈大。东方先进的航海技术如罗盘、封闭分隔舱等等也被传到西方。西方的火炮、望远镜等产品和地理学、数学、天文学等科技知识也传入中国。葡人对其在传播中国物质文化上的功绩是颇为自得的，他们说：“英国皇家学会喝茶还是我们葡人教给他们的呢！”
在精神文化的中西交流中，传教士起了很大作用。澳门是西方天主教、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基地，有的日本人把澳门称为“东方的梵蒂冈”，这是名副其实的。
著名的大三巴教堂（即“圣保禄修院”）当时是东方最大的教堂，也是东方的第一所西式大学。凡是到中国内地传教的人，都要先在这里接受训练，学习汉语、礼仪和中国文化。为此他们甚至处处照顾中国国情，连传教士的服装也换成佛教和尚袈裟的样子。许多传教士苦读中国经书，发现对西方很有参考价值，于是陆续把它们译为西文。1593年利玛窦把“四书”译为拉丁文寄回欧洲，1626年金尼阁神父将“五经”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出版。1722年法籍教士宋君荣来华，陆续用法文翻译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记》等。1710年白晋神父用拉丁文写了《易经通论》。传教士们共译中国学术书约百余种，而他们带到欧洲去的书则有数千种之多。这些都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。
歌德、伏尔泰、莱布尼兹等文学大师、学术泰斗对中国文化都十分赞赏，评价甚高。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大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政治、学术的革新。伏尔泰以中国“民为贵君为轻”的基本思想，抨击法国的王权专制。莱布尼兹更被称为“欧洲的孔子”。他热衷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，其二进位制数学的提出与《易经》阴阳八卦有关，后来成为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之一。他的辩证法思想对黑格尔、马克思的辩证法有直接影响。这个事实使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感到：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接受辩唯物主义呢？因为这是“中国固有的思想方式的延伸和发展。确实，现在已有历史材料证明，中国的有机唯物主义思想曾经在18世纪通过耶稣会教士代表团的关系引入欧洲，对西方莱布尼兹及以后的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”。（《四海之内皆兄弟》）这是很深刻的见解。耶稣会是罗马教廷为向东方传教而在1534年成立的一个组织。大三巴教堂正是它在澳门的座堂和修道院，其规模之大、建筑之精美与欧洲教堂相比毫不逊色。想到这些，我们不能不感念传教士们的劳绩，虽然传教士的作用和使命是多方面的，有些好作用也可能是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的。
站在澳门南湾桥头，望着跨海大桥伸向海雾弥漫的远方，不禁产生一种联想，就如同在葡京里斯本海边，遥望18公里长的“达·伽马跨海长桥”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一样。小小的澳门，不就是一座联系东西方文化的跨海大桥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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